如今，无论是开车还是旅行，参照地图规划的路线行走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

打开手机、接上网络，随时能检索到地图。

随着科技的进步，地图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传统地图的载体多为纸张，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电子地图等多种载体。

可是在古代，没有飞机、遥感数据与人造卫星，绘制地图就绝非易事了。

在古书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古人绘制地图的方法。

中国关于地图的记载和传说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

《左传》上就记载有夏代的《九鼎图》，

古经《周易》有“河图”的记载，

还有“洛书图”，表明中国图书之起源，

传世文献《周礼》中有17处关于图的记载，

图又与周官中14种官职相关联，如“天官冢宰·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

“地官司徒·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

测量是绘制任何地图首要的一步，

史书中就有古人为了绘制地图进行实地测绘的记录，

据《春秋纬》记载，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

还有夏禹治水时期，“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

其中的准绳和规矩就是当时所用的测量工具。

《山海经》也记载，夏禹派大章和竖亥两位徒弟步量世界大小。

这说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展过规模较大的测绘工作，

以此描绘九州的山川、草木、道路以及禽兽的分布情况，

因此，后人常常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思就是大禹的足迹。



到了晋朝，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改变，

曾任宰相的裴秀编制了我国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

其中采用了“制图六体”之法。

这本书中提出了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的比例，也就是今天的比例尺；

二为“准望”，就是方向的意思，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

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

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

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

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及距离的问题。

从那时开始，以这本书为代表的“制图六体”成为我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

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除了“制图六体”之外，

古人的“计里画方”是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

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

相当于现代地形图上的方里网格，

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

唐人贾耽编制了《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编制了《天下州县图》，

元朝朱思本绘制的全国地图《舆地图》，都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精确性超过前人。



中国人对地图测绘的贡献还反映在《元朝名臣事略》这本书中，

元代著名数学家郭守敬“又尝以海平面较京师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

谓汴梁之水去海甚远，其流峻急，

而京师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缓，

其言倍而有微，此水利之学，其不可得也”。

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记载利用海平面作为基准来建立统一的高程系统，创立了“海拔”这一科学概念。

这对于测量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是我国在地图测绘方面大面积测量发展到一定水平所孕育出的杰出科学成果。



1954年6月，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初青铜器“宜侯矢簋”底内刻铸的120字铭文有两处谈到地图，

即“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

该文记载周康王根据这两幅地图到了宜地，举行纳土封侯的册命仪式。

曰：“唯四月辰在丁未，王者武王遂省、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立（位）于宜，内（纳）土，南乡（向）。

王令虞侯曰：‘繇，侯于宜。’”

据考证，该图成于公元前1027年或稍晚。

这些记载足以说明，中国西周时期已有土地图、军事图、政区图等多种地图，

并在战争、行管、交通、税赋、工程等多方面得到应用。

这些地图显然已经脱离了原始地图的阶段，具有了确切的科学概念。

只可惜中国至今还没有见到过这些地图实物，有待地下考古的发现。